權力的訴求若由下而上，必定產生對經濟利益平均分配的不滿。江南地主階級有了錢，即蓄養知識分子，並非附庸風雅，而是中國社會的鄉紳制度，令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出現了司法仲裁、理性討論的空間。
地主僱用知識分子固然也有士農工商的尊儒意識，也為滿足地主的子女禮樂知識的儒家思想需求。
因此，東林黨在東林書院開始逐漸形成。其首領，也就是黨主席顧憲成指出：「此地財賦，當天下大半，干係甚大。」所謂干係甚大，意思就是不公平。
偏偏開國皇帝朱元璋，對江南地區心有疑忌。以蘇州松江為中心的三吳地帶，在元末是朱元璋政敵張士誠的根據地。朱元璋消滅張士誠軍事勢力之後，為斬草除根，撲滅張系的反對威脅，曾對蘇州松江一帶的富戶人家展開鎮壓，如沒收張士誠勢力集團支持者佔有的土地，改稱官田。
此所以有江蘇富商沈萬三誠惶誠恐，向皇帝捐獻，只為了保存身家性命。但後來沈萬三也被剷除，朱元璋更制訂規條，不准蘇浙江南人出任高官，對江南人歧視排斥。此舉一直維持到萬曆的張居正。
16 世紀初，明朝皇帝在北京專權，對知識分子不予重用。稍有猜疑，不但斬殺，還革回原籍。
東林黨的一干領袖人物，幾乎都是中央政府的中下級官吏，進士出身，後來遭到貶官。蘇浙人做不到高官，中下級官員還是有的。既貶革回籍，就在鄉間聚集講學，組成東林書院，每月講學一次。
東林書院講學，影響愈來愈大，吸引了許多失意知識分子，逐漸又提出自己的訴求：反對貴族大地主壟斷利益，並要求均衡參政。
東林黨人高攀龍提出：「天下之事，有益於國而損於民者，權國為重，則宜從國。有益於民而有損於國者，權民為重，則宜從民。至於無損國有益於民，則智者不再計宜決，仁者不宿諾而行以。」
這段話，可謂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宣言（Liberal Declaratio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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